太平天國是辛亥革命的先兆

位於中國南部的廣東省，作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搖籃，在之前的幾個世紀里似乎一直遊離於中國歷史的邊緣。相較於中部和北部的許多省份，漢人向廣東地區的遷徙要遲滯許多：移居至其東北部海岸地區潮州附近的人大多數來自福建省，而中西部地區的則多從北方移居而來。來到這一地區之後，漢人開始與當地的越人（即壯族）融合通婚，將傳統的中國文化擴展到這一省份；並且吸收當地的語言和習俗，逐漸形成了別具特色的粵方言和粵文化。這種方言和文化，至今在除粵東外的廣東其他地區仍然是主流文化。
這種在歷史和文化上與中原省份的差別，因長期受當地亞熱帶氣候的影響，變得更加明顯。這個緊鄰南海的中國最南省份的居民，被認為是沖動而耿直、無常且易怒的。在中國北方長期居住過的約翰·杜威（John Dewey）到達廣州之後，便不無意外地註意到了這種文化差別，也意識到當地居民與拉丁人在氣質上的相似性。他們迫於地理和氣候條件，努力工作以求生存；廣東的居民從中獲得了作為事業先驅所應具備的品質。他們變得更加熱愛冒險，精力旺盛、獨立自主。正是在廣東這片土地上，南宋時期的蒙古人和南明時期的滿人，都曾經遭遇過最為激烈頑強和英勇無畏的抵抗。
反清情緒的政治和文化源頭
隨著 1644 年滿人攻陷北京以及明思宗（崇禎帝）的自盡，一些南方的省份試圖復辟明王朝。前三次這樣的嘗試包括：福王朱由崧政權（弘光朝，1644 年建立於南京）、唐王朱聿鍵政權（隆武朝，1645 年建立於福州）以及朱聿鍵的弟弟朱聿 的政權（紹武朝，1646 年建立於廣州）， 但是它們很快就被八旗部隊和忠於滿人的漢人軍隊鎮壓並消滅了。紹武建政僅僅兩個月之後，清軍在廣東的總指揮官李成棟便率軍沖入廣州城，朱聿鐭和許多支持紹武政權的文人及百姓均殉難於是役。
但也是在這一年，有了復辟明王朝的第四次嘗試。這一次是桂王朱由榔在廣州北面的肇慶建立的永歷政權。他的支持者上至知名的廣州文人，下至許多在各地組織起來的粵人部隊。在隨後與李成棟部隊的交鋒中壯烈殉國的烈士里，陳子壯、陳邦彥和張家玉三人最為有名，他們被並稱為「嶺南三忠」，永為紀念。朱由榔不久便敗退廣西，他後來曾短暫地奪回廣東的控製權，而他之前的敵人則在與清軍的戰鬥中敗亡。最後，他的復辟企圖在建政十五年之後徹底失敗。
被滿人占領前後，廣東還有許多其他的抗爭形式：無數粵人冒著生命危險騷擾八旗兵丁，散播反清詩歌，以及參加底層群眾的秘密反清結社天地會（三合會）。滿人對這種廣泛的反清情緒進行了無情的暴力鎮壓，使百姓愈加痛苦。1650 年清軍重新占領廣州後，對那些拒絕服從剃發令、改從滿族風俗的百姓進行了大規模屠殺，至少七十萬人慘死於街道之上，還有許多人逃入六脈渠，卻遭逢連綿暴雨，溺死其中。這場大屠殺的傷亡與慘烈，雖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不足與之相較。

另外，康熙朝前期，廣東許多沿海地區強製性的人口遷移，也造成了民間的苦痛。當時，臺灣島仍然被鄭成功（國姓爺）的後人占據。從那里來的艦隊經常流竄到福建和廣東的沿海村落進行補給並收集情報。為了杜絕此類情況， 清廷發布「遷海令」， 命令所有這些村落向內陸遷移約五十里。村民們對這項命令屈意順從，並且拖延執行，清政府很快便派出了軍隊和下級官僚強製遷移，而他們則在殘忍無情地督導的同時索要賄賂，攫取民財。
廣州城則由一支八旗軍隊駐防，他們強占了廣州舊城，把所有漢人驅趕到外圍的新城。腐敗現象雖非滿人獨有，卻在整個清政府中都非常普遍，而在情勢尚未安定的廣東和廣西似乎尤為猖獗，這主要是因為兩地的百姓在北京完全沒有可以求助的對象。非常重要的是，相較於滿人的殘暴和鎮壓，這種腐敗在更大的程度上刺激了太平天國起義的發生。
滿人對漢人的統治還有著頗為不同的另一面，即對文人階層的掌控。清朝的統治時間比蒙古人長三倍，或許也要比他們高明三倍。這種出乎意料的差別正得益於中國的士紳階層與其他階層之間的疏離和隔閡，這是與後者之中正逐漸形成的更為致命的革命形式同時產生的。滿人懷疑文人們都是難以掌控的潛在叛亂者，是真正煽動暴動的人，於是便通過從殘酷刑罰到細微辯據的各種手段迫使他們就範。在刑典中最令人生畏的刑罰便是要處死叛亂的首犯， 並株連其九族。有時文人僅僅因為詩行措辭的原因，就要被重判並施以這種刑罰；幾件這樣的判例就足以震懾大部分文人，至少能夠防止他們進一步公然鼓吹革命。在這種政策施行兩百年以後，公開聲稱反清的文人便寥寥無幾了。
滿人統治者還施行從長期來看又更加有效的策略，便是對儒家精神的接受和改造。與之前的明王朝相同，滿人承續了被稱為「理學」的宋代社會和道德哲學學派，並把程頤，特別是朱熹尊為正統的儒學宗師。二者的教義包含對所謂「理」的內在原則以及名為「三綱」的倫理體系的解釋，以臣子對君王、孩子對父親、妻子對丈夫的絕對服從為基礎，從而實現基本的社會和諧。以上這些和其他一些補足性的道德原則一起被奉為「禮教」或者「名教」，被視為「天經地義」的萬物之基礎。
在滿人的統治下，禮教逐漸成為清朝統治的理論基礎。從孔子的《春秋》起就被廣泛接受的傳統精神也被削弱。滿人堅持主張，試圖推翻那些接受中國傳統文化並鞏固正統道德體系的外族統治者，從道德層面而言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必須註意的一點是，經過這種改造後的儒家精神，全無孔孟主張的「仁」與「義」的人文精神，是一種與傳統儒家的質的分離。而這種出於統治目的對儒家精神的選擇性借鑒，漢武帝時期便早有先例。
那些一方面受到這種偽儒學精神的蠱惑，另一方面又被滿人的恐怖手段所震怖，變得忠順服從的文人們，也因為如此得來的在聲名和錢財上的酬賞，而與清政府越走越近。以文人為代表的士紳階層脫離普通民眾，高高在上，一旦出現反叛和動亂，便會成為當地官員忠誠而可信賴的盟友。曾國藩也許是當時最為著名的忠於正統的儒家學者，他便是這一階層及其反對革命的道德規範的代表。儒家文人也曾非常相似地蟄伏於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從那時起直至清代，只有那些不愚忠於儒家教條的人能夠起身反對外族統治者：歷史上便有佛教徒和回民起義、瑤族和臺灣少數民族起義，以及白蓮教和在理教起義。後來前赴後繼領導革命的洪秀全與孫中山都是基督徒，這一點似乎並不只是巧合。
太平天國運動的三個特征
從 1866 年太平天國運動最終失敗時起，它便成為東西方史學家都特別關註的課題。各種對其起始和發展的學說解釋令人眼花繚亂。我對此課題畢生的研究，是基於經過證實的真實歷史事件，並以大量既有和新發現的歷史材料為佐證的。通過對太平天國運動長期的潛心研究，我認為，太平天國運動具有三個互相關聯的特征，而理解運動的關鍵，就在於認識並全面考察這三個特征。
促成太平天國起義的第一個，也是最顯而易見的要素，就是其宗教性。從偶然地接觸到基督教開始，洪秀全從信仰中發展出了自己一生的事業，即以基督之名統治中國，完成消滅一切異教偶像，並在對唯一真神的敬仰中團結人民的神聖事業。盡管滿人也有相似的君權天授的主張，但洪秀全卻大膽地努力在世俗世界中實現屬於神的王國；並且因為對神的熱忱，毫不畏懼犧牲自己和親族的性命。
在很短的時間內，這種新宗教的信奉者從寥寥數人發展成了一支龐大的、立誌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軍隊。這支太平軍始終堅信基督教上帝的真實存在、他所應許的王權以及他的絕對權力：恪守十誡，日日敬拜；他們的宣言、文件、宣傳冊、書籍、公報和通信中充滿了典型的基督教風格的措辭和用法；他們在與外國使團的交涉中一貫秉持的基本原則，即是對上帝為父、世人皆兄弟的堅定信仰。a 洪秀全本人與其他太平天國領袖一直堅持基督信仰，至死不渝。忽略、低估太平天國運動的宗教本質和它的基督教理想，或者如其他一些史家將其宗教性歸結為無奈的權宜之計，都是錯誤地理解了太平天國運動的這一本質。

太平天國運動的第二個本質特點是其民族特征。對長期不滿清朝政策的廣東普通民眾而言，這一點更加具有感染力。除了保持自己的語言、服飾、信仰和習俗，滿人甚至將自己與漢人進一步區分開來，不許滿漢通婚，並禁止漢人出任部分高階官職。在所有官方文件的印鑒和硬幣上與漢文並行的滿文，更是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人們不忘滿人統治者的傲慢。這為反清的太平天國革命吹響了一聲嘹亮的集結號。羅伯特·斯皮爾（Robert E.  Speer）在他的觀察記錄中這樣間接地寫道：「除去其宗教性，一種在全中國範圍內非常普遍的對滿人統治的強烈不滿，也是這場運動的特征。」
橫掃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其宏大的政治目標為極度痛苦中的廣大民眾提供了慰藉與補償，這是太平天國運動的第三個特征。一位剛剛從美國歸來的年輕學生認為，這場撕裂了其祖國的革命的誘因便是滿族統治者的腐敗和他們對百姓的剝削。為了糾正這種暴行，太平天國勾畫了一幅徹底改革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軍事體製的藍圖。
太平天國運動獨特而又激進的一面，便是其大膽的折中路線：這一路線結合了以周代社會和軍事管理體系為代表的古典文化體製，以及西方在科學、技術、經濟和社會保障方面創新的中醫書籍菁華。這一點將太平天國的革命者和他們之前的起義者們徹底區別開來。太平天國的這一藍圖經常借《聖經·新約》中的詞句被概括為「新天新地」（啟示錄 21:1）；雖然它剛被貫徹執行不久，太平天國運動就失敗了，但是這一理想像它在西方國家一樣，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1861年誌願投靠太平軍的原英國海軍軍官呤唎（Augustus F. Lindley），在回到英國後曾這樣寫道：
我永不應忘記那種高尚、開明且富有愛國情懷的偉大願景，它吸引著他們去傳播聖經，搗毀偶像，把滿人徹底趕走並建立一個完整統一的國家；並且和西方基督教國家成為兄弟之國，把歐洲的科技和生產引入中國。這似乎是他們一貫的原則和決心。
 
從1851年第一次軍事沖突開始，到1866年最終的失敗，太平天國運動短短十五年的歷史似乎和它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不相稱。造成這種認識的原因之一在於歷史學者都曾遇到過的一個難題，即平衡事件的現實、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如果太平天國運動最終成功，其影響將如何？對於揭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真正的重要性而言，如何公正客觀地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具有指導性的意義。
當時的中國經歷了兩百余年的清朝統治，孱弱而頹廢；而西方列強正值在遠東帝國主義擴張的高峰， 中國在其面前毫無還手之力。值此之際，在中國南部出現了一股活躍的力量，時刻準備推翻腐朽的清朝統治，並通過對國家生活各個層面的改革，使之重煥活力。如果他們的革命成功並隨之推行了改革， 中國社會可能在以下五個方面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首先，基督教將從革命信條變為國家宗教。這將使廣大民眾建立一種嶄新的精神生活，並且消滅腐朽敗壞的社會習俗及所有迷信活動。其次，作為民族復興的一部分，西方思想將被引進，這會促進科學和工業的發展，並最終使中國甚至能夠先於日本轉型成一個現代國家。第三，將仿效西方模式，並強調基督教的慈愛精神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信念，太平天國可以建立並施行徹底的新社會福利政策，並對廣大民眾產生深遠的影響。第四，隨著革命的成功， 對於內政和外交事務，新的國家目標將會逐漸形成。第五，國人將不必忍受隨後數十年間自己的國家被征服和剝削的屈辱。
從國際的角度而言，中國可能在抵禦西方世界的同時，成長為實力強大而人口眾多的世界秩序的維護者，這會使過去百年的歷史變得迥然不同。事實上，西方列強的獲利，得益於一個毫無防禦之力的中國；如果他們認為太平天國只是一場毫無成效的運動，他們還會站在滿人的立場上滿懷投機之心地幹預這場運動嗎？

但是，假想中的太平天國運動勝利的影響，與這場運動在現實中對中國歷史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相較，並沒有引起歷史學家足夠的興趣。太平天國運動固然可以被歸納在始於元代的反抗非漢族統治的傳統之中，但是其引發的是一場長達十五年的血雨腥風的鬥爭，其徹底的毀滅性史無前例，在運動所波及的十九個省份造成了數百萬人的死亡。除了人員傷亡，這場運動還對雕刻、繪畫和書法藝術珍品、書籍以及其他不計其數的藝術和繽造詞工藝品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破壞。這場運動還破壞房屋、摧毀城市、擾亂貿易、幹擾航運，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經濟損失。運動對整個中國，尤其是長江下遊地區造成的破壞，在許多年後仍然清晰可見。
很多專著對太平天國運動的政治影響進行了研究。學者們依各自所處時代的不同，指出了從有限的治權去中央化，更多的漢族官僚進入中央掌權，到逐漸放棄傳統的部隊編製體系（綠營），以如湘軍和淮軍等私人組織的武裝負擔保護國家的軍事責任這一過程。除此之外，中國社會還出現了許多後天國革命時期社會蕭條的純經濟表征。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太平天國留下來的最重要的遺產，也許使它可以被稱為 1911年辛亥革命的先兆。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的中國，從以北京為中心的中央集權統治轉變成各地相對獨立、軍閥四起的態勢；混亂的金融系統以及迫於內戰壓力而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所帶來的對國家經濟的削弱，使革命性的民族主義精神不斷高漲，也使革命者們充滿緊迫感。這些都為後來的革命奠定了基礎。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天國運動對後輩革命者們的啟發作用。
中華民國的建立者孫中山從小就全神貫註地傾聽村落里年老的太平天國親歷者講述的故事，了解了那些英雄史詩般的戰鬥傳說，使他堅定信心，樹立了推翻滿族統治，完成太平天國運動未竟事業的宏大目標。這不僅僅是他兒時的夢想，孫中山最終把它變成了一位年輕革命者的切實活動：他宣稱自己是洪秀全的繼承人，並且熱情地歡迎當時仍然健在的太平軍老兵加入他組織的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他閑時熱衷於向人講述太平天國的故事；有證據表明，民國革命的其他參與者也都備受太平天國歷史的吸引和鼓舞。不難看出，孫中山提出的最高政策理念「三民主義」，除了後來的「民主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族主義」這一條便是對太平天國精神的重新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