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要讀懂近代中國，
就不能不讀晚清史，
要讀懂晚清史，
就不能不說李鴻章。
 
1901年的今天，離1901年的結束僅剩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回鑾路上的大清國皇太後慈禧，在黃河岸邊的輝縣，收到了那個令朝野上下無不悲哀的消息：李鴻章死了。
就在他咽氣之前的一個小時，俄國公使還站在他的床頭，逼迫他在俄占中國東北的條約上簽字。為了大清國與洋人爭辯了一生的李鴻章已不能說話，他只有眼淚了。眼淚流盡了，他的眼睛閉上了。
李鴻章的政治對手梁啟超作傳紀念他：「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
李鴻章自嘲「破屋裱糊匠」，這位亂世梟雄在政治上大紅大紫的40年，也正是中國封建王朝走向衰亡、近代社會啟蒙生發的轉折點。在風雨飄搖的晚清，他曾殫精竭慮，希望含悲飲忿，委曲求全，為清廷贏得喘息的時間，以圖中興，並師夷長技，力求自強。作為「洋務運動」的領袖，他締造了中國第一支遠洋海軍，創辦翻譯機構，譯介西方政治和科技書籍，修鐵路，開礦山，架電報，辦工業，造軍火，並主持公派大批留學生赴美求學，其中知名的有詹天佑、嚴復、段祺瑞、唐紹儀等，為中國近代化做好了人才儲備，其歷史功績，史學界早有公論。但因李鴻章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甲午戰敗、代表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百余年來，吐血而亡的李鴻章頭上始終難以甩脫「劊子手」、「賣國賊」兩頂罪臣高帽。
 
千秋功罪付史評。對於歷史，我們無意重新評論，也無權貿然改寫，我們只想還原大時代背景下的關鍵人物，還原一個既勤勉忠直、又圓滑狡黠，既權傾朝野、又萬般無奈的晚清老臣，以及他身後，那個伴隨著中華民族百年進程、綿延不息的龐大家族。
在中國，評價一個人是很容易，同時也是很難的事情。
李鴻章之死：生不逢時，幸而有之
1.洋務重臣
還在與太平軍作戰的時候，李鴻章就顯露出他與大清國所有官員的不同之處：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國內的經濟活動有極大的興趣。最初的動機是他組建的淮軍需要銀兩購買武器。當淮軍在兩岸布滿太平軍營壘的水道上，成功地進行了大穿越進至上海，從而一舉掃平了長江下遊的太平軍後，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設備，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李鴻章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30兩銀子，1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19兩銀子。大清國憑什麽要把白花花的銀子給了洋人？
創辦近代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財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觀念的更新。李鴻章曾寫有一份描繪蒸汽動力運轉的奏折，無異於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鏇木、打眼、絞鏍旋、鑄彈諸機器，皆綰於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拔動鐵輪，輪綰皮帶，系繞軸心，彼此連綴，輪轉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
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國里，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後依然拖著辮子的李鴻章，能夠如此細致地觀察蒸汽機的運轉原理，這著實令人驚嘆。
大清中葉以後，由於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立了「招商局輪船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隨後展開的客運業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大清國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沖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李鴻章也不允許洋人從香港鋪設來的海底電纜上岸。只是，時隔不久，由他支持鋪設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了。李鴻章能夠完全不理會「地脈」，也能夠完全不理會洋人，因為他知道電報業蘊藏著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
之後，由大清國政府的銀子作為投資、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辦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並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於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
李鴻章為大清國國計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業，令他身後的國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對中國近代化產生了至關重要影響的洋務運動的中堅。但是，李鴻章一生所從事的另一種「洋務」，卻使他在生前和身後招致眾多的痛罵，因為根據國人一向的認知，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與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盡心力的努力無不是在把國家的領土、財富和臣民出賣給洋人，這位大清重臣的罪責深重得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2.進退兩難
大清國沒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統統歸於「洋務」。洋務運動的首領李鴻章，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大清國當然的「外交家」。李鴻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讓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國有一個「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讓中國人在上一個世紀之交那段悲傷的日子里，終於揪出了一個「罪魁禍首」————李鴻章讓國人因為遭受屈辱而積澱的憤恨，在怒斥他的過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鴻章的外交能力，是通過中英《煙臺條約》的談判。其時，英國人的軍艦開入煙臺，日本軍隊開始向朝鮮武裝挑釁，以對大清國構成戰爭威脅。皇親醇親王主張與英國人決裂開戰，而李鴻章的思路是：大清國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貫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動輒開戰，戰則必敗，敗則議和，和則割地賠款。1876年9月，《煙臺條約》簽訂。
覬覦更多在華利益的英國人事後說：「這個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實用，毫無意義，是一堆冗言贅語而已。」盡管洋人說，面對強大的威脅，李鴻章依然能談出一個明顯存有抵抗態度的條約，是一件「值得驚詫」的外交事件，但從煙臺回到直隸總督府的李鴻章，還是因為賠款和開放口岸而背上了賣國的罪名。
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之戰，是李鴻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
海軍費絀，設備多不完，惟鴻章知之深。朝野皆不習外事，謂日本國小不足平，故全國主戰，獨鴻章深知其強盛，逆料中國海陸軍皆不可恃，故寧忍詬言和。朝臣爭劾鴻章誤國，樞臣日責鴻章，乃不得已而備戰。
到1895年2月17日16時，日本聯合艦隊在風雪交加中開進威海衛，浩浩大清國敗於一個彈丸小國的事實，令自認為是「天朝中心」的國人舉國愕然。朝廷顧不得「天國顏面」，再令李鴻章去日本議和。
李鴻章在日本馬關被一名刺客擊中，子彈卡在他左眼下的骨頭縫里，沒有醫生敢在這個位置下手術刀，李鴻章給朝廷的電報只有六個字：「傷處疼，彈難出。」而面對日本人割讓遼東、臺灣、澎湖，賠款軍費3億兩白銀的「要價」，朝廷在給李鴻章的電報中，均是模棱兩可的「著鴻章酌量辦理」。
傷痛和心痛折磨著李鴻章。如果采取強硬的態度和立場，只能導致中日戰爭繼續擴大。以大清國實際的軍力狀況而言，戰爭的結果只能是中國的東北被全面占領；而如果答應日本人的條件，大清國主權和財產的損失也是巨大的。兩害取其輕，這是面對殘局的李鴻章的選擇。
1895年4月，帶著《馬關條約》草約和臉上的繃帶回國的李鴻章，發現他成了舉國的「公敵」：朝廷斥責他辦事不力，官員說他喪權辱國，民間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銀子，更有人公開聲明要不惜一切殺掉他，以雪「心頭奇恥大辱」。
每一次在國家面臨危機時，出來收拾殘局的李鴻章，被國人目為賣國者，只有全體軍機大臣在上奏給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說過的「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曾令李鴻章老淚縱橫。
3.振聾發聵之聲
因為簽訂《馬關條約》而被免去顯赫職務的李鴻章，賦閑在京城賢良寺。
1896年，俄國沙皇加冕，各國派員祝賀，俄國人特別提到了代表的級別問題，朝廷只有派李鴻章去。因為洋人們說，對於19世紀的中國，他們只知有李鴻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鴻章以在馬關被刺為由一再推辭，而朝廷就一再堅決不準，當李鴻章認為確實到了「眾望所歸」的時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愛身，惟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萬程當赴」。
李鴻章的俄國之行還有一個重要行動，即與俄國結盟。
「聯俄拒日」是甲午之後大清國朝廷中的主流認識，以兩江總督劉坤一說得最為明確：威脅大清國的國家以日本為最，日本企圖占領東北的野心積蓄已久，而俄國因為與大清國東北接壤，必最不願意。所以「我若乘此時與之深相結納，互為聲援，並稍予便宜，俄必樂從我」。
在插滿了大清黃龍旗的彼得堡，李鴻章開始與俄國人商談《中俄密約》。《中俄密約》的要點是：中俄兩國針對日本的軍事威脅結成互相援助的軍事聯盟；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鋪設鐵路，與俄國橫穿西伯利亞的遠東鐵路接軌。
這一次，李鴻章沒能意識到一個具有近代常識的問題：鐵路的延伸正是擴張領土的主要手段。至於當大清國受到日本威脅的時候，鐵路能夠便於軍事援助這一點，李鴻章和大清國的官員都沒想到，如果俄國人想侵入並占領中國的東北，這條鐵路同樣會給俄國人提供軍事運輸的便利。更何況在中國境內修建鐵路，一旦「路權」模糊不清，俄國人就會有理由在鐵路沿線派駐武裝。
後來的歷史證明，這就是對中國東北安全構成巨大威脅的「中東鐵路警察隊」。關於後者，李鴻章想到了，於是他堅決反對俄國以官方的名義投資鐵路，而堅持用私人投資的方式。李鴻章以為這樣，就可以將鐵路的修建變成商業行為。
離開俄國，李鴻章開始了他的歐美之行。在英國，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製度的議院，旁聽了議員們的辯論，李鴻章覺得那簡直是一窩蜂似的吵架。
而大清國要員的出現，引起了英國人極大的關註。一位英國人這樣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歲的李鴻章：
他像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異鄉人。他藍色的長袍光彩奪目，步伐和舉止端莊，向看他的每個人投以感激的優雅的微笑。從容貌看來，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會認為李鴻章難以接近，這不是因為他給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給人以威嚴的感覺，像是某種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對苦苦掙紮的蕓蕓眾生的優越感。
令李鴻章感興趣的是英國的海軍和陸軍。他還參加了匯豐銀行的招待會，在英國商人們表示要到中國去開拓市場的時候，李鴻章的開明思想令他說出了：「實具同心。」
當李鴻章乘坐的客輪到達紐約港時，美國海軍最強大的艦隊依次列陣港灣，鳴炮致敬以歡迎大清國的重臣。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報道說，當客輪駛往美國的途中，李鴻章在船上對每一位他見到的美國人，都問這樣的三個問題：你是做什麽的？你能掙多少錢？你住得離紐約近嗎？《紐約時報》記者接著報道說：「沒有乘客表示他曾向女士問過這三個問題。」
而對美國記者關於「美國資本在中國投資出路」的回題，李鴻章的回答是：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產生財富。清國政府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必須邀請歐美資本進入清國，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企業，幫助清國人民開發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這些企業的自主權，應掌握在清國政府手中。我們歡迎你們來華投資，資金和技工由你們提供。但是，對於鐵路、電訊等事務，要由我們自己控製。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這不可謂不前瞻。
為了抗議美國的排華法案，李鴻章甚至寧願選擇經加拿大而非美國西部回國。李說：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家都承認，競爭促使全世界的市場迸發活力，而競爭既適用於商品，也適用於勞動力。
結束訪美之後，李鴻章搭乘美輪回國。到達日本橫濱港需要換船。李鴻章當年離開馬關的時候，曾表示「終生不履日地」，現在又有了《中俄密約》，讓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氣了。換船必須先上碼頭，但是為了不讓自己的精神和肉體與日本國土發生一絲關系，李鴻章無論如何也不上岸。侍從們只好在美輪和招商局的輪船之間搭起一塊跳板，冒著掉到海里的危險將他扶上船。
李鴻章以為《中俄密約》可保大清國二十年無事。然而僅僅四年之後，最先攻破大清國都城第一道城門東便門的，正是俄國人！緊接著，曾經告訴李鴻章自己的國土大得用不完、沒有侵占別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國人，開始脅迫大清政府將「東三省永遠歸俄國所有」。這時候，李鴻章終於明白：大清國自與洋人來往以來，所奉行的「以夷製夷」的策略是多麽的天真無知。
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種意義上講，大清國已經沒有絕對封閉的國防。西方勢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蝕著中國，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侵占中國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國生事，多國構煽」，列強的「友好」和「野心」從來都是攙雜在一起的，大清國對此必須保持警惕。世界發展至今日，一國已不可能關閉國門而安然生存。大清國如果打開國門參與世界商品經濟的往來，不但可以富強自己，而且因為貿易是雙邊的，等於也就製約了別人，這樣的製約甚至強過武力，整個地球便可「胥聚於中國」。持有這樣的認識，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國可謂鳳毛麟角，即使是在當代中國也可屬振聾發聵之聲。
4.最後一次出場
1900年6月，外國聯軍攻陷了中國北方的海岸門戶大沽炮臺，3天之後，京城門戶天津陷落，以保護使館為名登陸的聯軍向通州進發，而通州距大清國的都城北京僅20公里。21日，大清國宣布與各國進入戰爭狀態。然後朝廷的電報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滅洋。
而李鴻章深知國家憂患日深，軍力積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輕於一試，恐數千年文物之邦，從此已矣」。李鴻章給朝廷發去一封電報——大清國兩廣總督對朝廷「北上勤王」的聖旨的回答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這也許是上一個世紀之交，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話，它標誌著在封建帝國內，具有近代政治意識的官員，第一次在國家政治事務中，顯示出鮮明的獨立性和抗爭性。大清國南方日益活躍的商品貿易和經濟活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官員們的思維方式和統治模式，這種影響雖可能如風蝕巖石般緩慢，但卻是不可逆轉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等，在獲悉了李鴻章的電文後，確定了共同抗旨，以求東南互保的原則。
他們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大清國的南方也發生了動亂，那麽亂了敵人的同時，肯定也要亂了自己。雖然在以後很長時期內，這些人無不被國人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禍中，竟是他們確保了大清國南方半壁江山的穩定。
5.「以卵敵石，豈能幸免？」
1900年8月15日，大清國都城淪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此一悲慘事件發生之前，朝廷的電報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李鴻章北上，與正在攻打這個國家的洋人議和。朝廷為此將李鴻章由兩廣總督，重新調任為大清國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後一紙任命是：「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每當滿清政府把這個巨大的帝國帶到毀滅的邊緣，他們惟一必須啟用的人就是李鴻章。」
1900年7月17日，當77歲的李鴻章在廣州登船準備北上的時候，南海知縣裴景福問他，有什麽辦法可以讓國家少受些損失，李鴻章感嘆道：「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鐘，鐘不鳴，和尚亦死矣！」李鴻章生命的最後一年，就是在這樣悲傷的心境中，開始了他與洋人噩夢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他去了他曾經執政達20多年的直隸總督府，在滿目瘡痍的天津城中，總督府已是一片廢墟。10月11日，李鴻章到達北京。外國聯軍宣布除了「兩個小院落仍屬於清國政府管轄」之外，整個京城由各國軍隊分區占領。那兩個小院落一個是李鴻章居住的賢良寺，一個是參加與聯軍議和談判的慶親王的府邸。
11月初，聯軍照會李鴻章和慶親王，提出議和談判的六項原則：懲辦禍首；禁止軍火輸入中國；索取賠款；使館駐紮衛兵；拆毀大沽炮臺；天津至大沽間駐紮洋兵，保障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交通安全自由。這六項嚴重侮辱大清國國家主權的「原則」，令李鴻章說出了列強猶如「虎狼群」的話，他終於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結束大清國的厄運。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黃塵烈風中天天盼著李鴻章的「好」消息——「望電報如饑渴」，雖然大清國於1900年夏天發生的巨禍是由慈禧一手釀成，但李鴻章必須在聯軍的追究面前維護住慈禧的權力，他只有日復一日地「竭力磋磨」——「每當聚議時，一切辯駁均由李鴻章陳詞；所奏朝廷折電，概出李鴻章之手。」李鴻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會英、德公使後，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故作拖延黄金以「漫天要價」的聯軍沈不氣了，占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終於出籠。
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議和大綱」上「畫押」。李鴻章對「不明敵情」卻「局外論事」的張之洞十分惱火，他表示如果堅持不「畫押」，談判即刻便會破裂，結果只能是將大清國拖入無休止的戰亂——聯軍在京城屯兵數萬，有隨時擴大戰爭的能力；在這種內外皆危之際，高談闊論並不能扭轉危難。
而因為「議和大綱」既沒有將慈禧列為禍首，又沒有讓她交出權力，於是朝廷給李鴻章回電：「敬念宗廟社稷，關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代表大清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
國人即刻指責道：「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李鴻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經時日不多，李鴻章想盡快地結束談判，而談判結束的直接標誌是，聯軍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議和大綱」簽字後，聯軍並沒有撤軍的跡象。各國的態度是：必須把賠款的數額定下來，必須親眼看到懲辦禍首。
關於懲辦問題的談判，耗盡了李鴻章最後的氣力，他無法接受皇親們在菜市口被洋人斬首，最終還是頂住了聯軍要求對皇親「正法」的壓力。
接下來是賠款問題的談判，李鴻章已經沒有力氣與洋人爭來爭去了，他不願為大清國的幾兩銀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經吐到了「瀕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鴻章沒忘給張之洞傳話，說是電報每個字四角銀元實在太貴，要他不要再發「空論長電」，凡事可以摘要發出，以節省經費。賠款問題全部是由下級官員談的，結果是大清國賠款4億5千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列強們說，4億5千萬中國人，「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朝廷的回電是：「應準照辦。」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國與11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條約《辛醜條約》的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後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醫生診斷為：胃血管破裂。
李鴻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
難以想象就要離世的李鴻章，在寫下「必多一次吃虧」這幾個字時，會是什麽心情。他畢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內圖富強」的願望，此時說出來實在是一種前途渺茫下的傷心無奈。
遠在逃亡地的慈禧復電李鴻章，言他「為國宣勞，憂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榮膺懋賞」。但是，李鴻章沒有等到「榮膺懋賞」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這位大清重臣已處在油盡燈枯之際，他「久經患難，今當垂暮，復遭此變，憂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頭逼迫他簽字的俄國公使走了之後，身邊的人大哭：「還有話要對中堂說，不能就這麽走了！」
李鴻章的眼睛又睜開了，身邊的人對他說：「俄國人說了，中堂走了以後，絕不與中國為難！還有，兩宮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鴻章兩目炯炯不瞑，張著口似乎想說什麽。身邊的人再說：「未了之事，我輩可了，請公放心！」李鴻章「目乃瞑」，享年78歲。
6.幾種評論
李鴻章死後兩個月，梁啟超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稱：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梁啟超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國人在對他咒罵痛斥之時，確實「不可不深自反也」，確實不可「放棄國民之責任」。
只是，該怎樣評價100年前這位不同尋常的大清重臣，中國人一向的定論與百年以來的世界輿論截然不同。
在中國，評價一個人是很容易，同時也是很難的事情。